“什么都不会改变，谁都不会死去”
利维坦按：1964年10月14日，被失眠困扰了一辈子的作家纳博科夫决定开始一项有趣的实验。在接下来的80天里，他记录下了自己的每一个梦。他希望以此证明，过去的梦可能由未来的事件引发。这项实验的结果，是这部迷人日记的诞生——在118张索引卡上，有他的64个梦。在记录的过程中，纳博科夫对时间本身的神秘越发感兴趣，这也直接影响了他之后的创作——他在写作中不断感受着时间的倒流。
文/Nicholson Baker
译/苦山
校对/乔琦
原文/newrepublic.com/article/146906/night-vision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苦山在利维坦发布
图源：Armando Veve
16岁时，我读了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初恋》（First Love）。他描绘了一段从圣彼得堡乘坐北方快车去巴黎的旅途。“想睡觉时，我只要把自己想象成火车司机就行。”纳博科夫写道。之后梦境降临。“在睡梦中，我会看到全然不同的东西——玻璃弹珠在一架大钢琴下滚动，或是一辆玩具火车侧翻在地，车轮却仍在顽强地转动。”那颗在大钢琴下滚动的玻璃弹珠让我想要成为一名作家。
图源：AbeBooks
纳博科夫是20世纪一位伟大的梦者和逝去时光的捕捉者，在我看来，他的自传《说吧，记忆》（Speak, Memory）是一部杰作（有关玻璃弹珠的段落就记在这本书里）。书中另有一个章节，题为《舅舅的肖像》（Portrait of My Uncle），结尾美得动人心魄：
“镜子里盛满了光；一只大黄蜂飞进屋，撞上了天花板。万事万物皆遵其常，什么都不会改变，谁都不会死去。”
这是纳博科夫最好的样子：时时心碎，却满怀爱意——既不自大到立即对别人不屑一顾，也不像他有时候那样，因为皮肤上的粉刺（粉瘤、疣、毛痣）而古怪地呆若木鸡——尽管这个男人失去了祖国，他却像在圣彼得堡附近的自家庄园里野餐一样，摊开野餐布似地摊开超现实主义的描述，在上面摆好失落许久却擦得锃亮的汤勺和长柄勺，用这样的方式来重新创造故乡。这些勺子来自他在俄国度过的童年时光，那段岁月是一个“幻想国”，其中某几次落日，从窗户望出去的某些景色，还有列着白桦树的某几条花园小径仍旧存在，并且会一直存在下去，令极权暴力带来的可怕错位和混乱消弭于无形。
少年时期的纳博科夫与他的蝴蝶标本，1907年。图源：Science Source
“为了寻找钥匙和线索，我翻遍旧梦。”纳博科夫在自传里这样写道，他做得很成功：在《说吧，记忆》一书长长的段落里，每一面盛满光的镜子都永恒地闪耀着，人生中每一颗螺旋上升的细微颗粒都不曾真正失落。
“我承认我并不信任时间，”纳博科夫写道，“在用完我的魔毯后，我喜欢把它叠起来，让图案的一部分重叠在另一部分之上。”
约翰·W. 邓恩（1875-1949）
关于那本回忆录有件趣事。《说吧，记忆》似乎是在一位热衷于钓鱼的航空工程师的影响下才写成的，其人名为约翰·W. 邓恩（John W. Dunne）。自20世纪20年代起，邓恩用一把如今多少已被遗忘的、被他命名为“序列时系理论”的火点燃了文学世界。实际上，邓恩的序列时系理论包含了被捆成一体的三种理论——其总论是个颠覆性的伪科学灵学大杂烩——分别是时间论、永生论和梦预知论。
邓恩在1927年出版了《与时间做实验》（An Experiment With Time），该书后来有好几个版本。“我发现这是本神奇而有趣的书，”在《纽约时报》的一篇长文中，H. G. 威尔斯（H. G. Wells）如此写道。叶芝（Yeats）、乔伊斯（Joyce）和沃尔特·德拉·梅尔（Walter de la Mare）都对该书的深意苦苦思索，而T. S. 艾略特（T.S. Eliot）所就职的费伯出版公司于1934年出版了该书的平装本，差不多就在这段时间，艾略特正写作《烧毁的诺顿》（Burnt Norton）一诗，诗中内容全是关于当下的时间如何包含于过去与未来的时间之中，而反之亦然。
1964年11月，纳博科夫注下他梦中的“有趣特色”。图源：Estate of Dmitri Nabokov/ Princeton University
邓恩的《实验》一书似乎成了20世纪文学秘密的灵感源泉或虫洞之一。J. B. 普利斯特里（J.B. Priestley）相信《与时间做实验》是“这个时代最吊诡、也许也是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并以它为基础写了好几部戏剧。哲学家、电台名人C. E. M. 乔德（C. E. M. Joad）这样评价该书：“本书可以推荐给任何想要预测自身未来的人。”C.S.刘易斯（C.S. Lewis）以邓恩的观点为基础写出了短篇故事《暗塔》（The Dark Tower）。J.R.R.托尔金（J.R.R. Tolkien）在构思中土世界里精灵的梦境时，从该书中受益不少。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写道，它令她“对宁静境界有了前所未有的真切认识”。
“每个英格兰人都在谈论J. W. 邓恩，这个让梦境流行起来的男人。”一位报纸专栏作家在1935年写道，但他也警告称，书中数不清的几何图表会让读者“抓狂”。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Heinlein）在其1941年的中篇小说《曾几何时》（Elsewhen）中引用了邓恩的理论。1940年，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ouis Borges）为该书作评。“邓恩向我们确证，我们终将在死亡中学会如何对待永恒，”博尔赫斯写道，“他称未来的每一丝细节和每一场变迁都已经存在（于当下）。”在《与时间做实验》后，邓恩又写出了几本后续著作。其中一本出版于1940年，书名令人印象深刻：《万物不死》（Nothing Dies）。
图源：Philippe St Genoux
什么都不会死去，谁都不会死去，永远都不会死去。据普利斯特里所说，邓恩是个有着“聪明大脑”的瘦弱男子，坚信万事万物已然发生，世间众人均是不朽——时间是个稍有弹性的同时性构成的天堂，每天早上醒来后，通过对梦境做细考就能一定程度上理解、接近它。
这位哲学家用数十年缓慢地发展出了自己的理论。在纳博科夫出生的1899年，邓恩梦到他和一位侍者争论当时是否是下午四点半。他醒来时，发现手表正停在梦中停下的地方，四点半。这是预见力的实际例证吗？他不确定。另一个梦里，他遇到三个饱经风霜的男人，都穿着破破烂烂的卡其服装，其中一人告诉他自己差点在苏丹死于黄热病。当天早上，他从《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读到，三男子在一次远征途中死于喀土穆。（译者注：苏丹共和国首都）嗯哼，够奇怪的。
《失眠之梦：与时间做实验——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由根那季·巴拉布塔洛（Gennady Barabtarlo）编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24页，24.95美元）
1902年，邓恩梦见一座正喷发蒸汽的岛屿。“老天爷啊，”他在梦里自语，“这玩意儿要炸上天了！”他翻开《每日电讯报》，读到了马提尼克岛上培雷火山爆发的新闻。之后又有更多类似预言的梦随之而来——总共约20个。1913年，他梦到苏格兰福斯湾附近一辆火车脱轨。数月后，“飞翔的苏格兰人”号在福斯桥北24公里处脱轨。“我备受煎熬，”邓恩总结道，“我和现实的关系中出了某种奇特的错误，这错误太过独特，迫使我经常感知到大段从它们本来所属的时间中脱位的个人经历，它们在其他方面完全普通。”邓恩相信自己梦见了未来。
图源：The Vintage News
1924年，他写了一本关于半透明鱼饵制作方法的书，在阳光透过时，这种鱼饵会闪耀出吸引鱼类的光芒。随后到了1927年，《与时间做实验》横空出世——书中包括许多详细的梦境描述，加上一篇他对自己那聪明大脑的脑活动解释（复杂至极，基本读不懂），配上数幅精细的线稿。他坚称，自己的预知梦并非来自亡者之音，亦非玄学或星际沟通的例证。不，他的梦境是真正的序列时系的“预知”，这种预知源于他不朽的灵魂，他是一个意识点，被置于一个多维度、后相对论的时间场中，出于某种原因，这一时间场无限递减并/或像中国套盒那样层层嵌套（在邓恩的世界里，“时间”一词总是首字母大写）。以下是邓恩的时间几何学中的一例：
那么，通过在图9的维度指示表中画出指代时间2的箭头方向，以此展示GH是一段沿时间2上移的演示场，我们来总结第二阶段。场1沿时间1的变动现在已经恢复原状。因为，当GH在图中上移时，GH与O’O’’的交点O沿GH向点H移动，因此它会连续经历从左到右的脑状态。
1991年，我在纽约州罗切斯特市格雷戈里街上的阿巴克斯书店里买了一本二手的《与时间做实验》，费伯出版社出版，红色封面。阿巴克斯此后搬到了门罗大道，但根据邓恩的理论，在普遍时空那俄罗斯套娃一般的层层时间中的某一层里，书店仍存在于其旧址，而他的著作也并未售出，仍在书架上等待买主。
书我没读进去多少。对自己的理论，邓恩是这样描述的：“序列时系理论揭示了一种合乎理性的‘灵魂’的存在——一个在绝对时间中有着明确起点的独立灵魂——该灵魂的不朽性存在于时间的其他维度，并不与该个体在生理维度上显而易见的腐朽性相矛盾。”他的预知梦、“主脑”和“超体”令我困惑不解——说真的，它们看起来就像在用一种更高端洋气的方式谈论女预言家、天使和天堂的等级结构。而那些伪几何学图表令人联想到解释爱因斯坦时空论的平装本科普读物里的图，看起来——无意冒犯——疯疯癫癫的。
在20世纪那曲折道路的某一点上，我们杰出的梦者头领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接触到了邓恩关于预知梦的理论，明显从中受到了启发。很难确定这在何时发生——但显然，到了20世纪30年代，人人都在大肆讨论邓恩的《实验》。在《王，后，杰克》（King, Queen, Knave, 1928）中，纳博科夫写到了层叠梦境中的幻醒：“好似你正穿过一层又一层上升，却怎么也到不了表面，总也无法进入现实。”在《礼物》（The Gift, 1938）里，他描述了梦境的无限自由，在醒来的一瞬间就如血液般凝结成块。在他1935年的小说《斩首之邀》（Invitation of a Beheading）里，主人公解释道：“我们称为梦境的是半现实，是现实的迹象，是对它的提前一瞥，是它的一缕云烟；这就是说，尽管模糊且被稀释了，但它们所蕴含的真实现实比被我们吹嘘的清醒人生所拥有的现实更多，相反，清醒时的生命是半眠的，是一种邪恶的昏沉，现实世界的声与景披着怪诞的伪装刺进这昏沉里，漂浮于思绪之外。”在他第一本英语写就的小说《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The Real Life of Sebastian Knight, 1941）里，一位女子听见塞巴斯蒂安复述他的梦境时，很不耐烦：“还有他的梦中梦，还有梦中梦中梦。”
1955年，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在《泰晤士报》（The Times）上将纳博科夫刚刚于巴黎出版的《洛丽塔》（Lolita）选为三本年度佳作之一，避免它因反淫秽法遭受起诉，此举震惊了伦敦。小说成为了大热畅销书，而弗拉基米尔和薇拉（Vera，纳博科夫之妻）因为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翻拍的电影（译者注：此指斯坦利·库布里克于1962年导演的电影《洛丽塔》）赚得盆满钵满，离开美国去了欧洲。纳博科夫在伦敦见到了格雷厄姆·格林，两人开始通信。随后，1964年10月，两位小说家——出于一种不知该不该令人惊讶的巧合（也许只是两人说好了一起做科学实验？）——开始记录各自的夜间梦中历险，方法很像约翰·邓恩的晨间记注法。
1962年库布里克版的《洛丽塔》剧照。片中，饰演洛丽塔的是美国女演员苏·莱恩（Sue Lyon）。
格林的梦境日记坚持了很多年，于1994年公开发表。《只属于我的世界》（A World of My Own）是一本引人入胜、发人深省的书，对邓恩的《实验》只一笔带过。然而，纳博科夫的梦境笔记在他生前并未发表。“（我记梦境笔记）是为了，”他写道，“说明‘逆行记忆’这一原则”，并用铅笔记录在他著名的3英寸×5英寸（约7.6厘米×12.7厘米）卡片上，记录持续了数月，期间他数次提及邓恩的书。一直到现在，人们才能在一本题为《失眠之梦：与时间做实验——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Insomniac Dreams: Experiments With Time by Vladimir Nabokov）的书中读到它们，书里满是对这些梦的评注和语境分析，由在密苏里大学授课的评论家、译者根那季·巴拉布塔洛（Gennady Barabtarlo）编辑。
巴拉布塔洛竭尽所能解释了邓恩的观点——尽管他对“那么多的几何公式”十分反感——并在书中第四部分选取摘录了纳博科夫一生中对梦境进行现象学描述和解释的段落，这些段落形形色色，摘录做得令人惊艳。比如，其中有《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中塞巴斯蒂安脱下手套的那个梦：“手套脱下时，里面仅有的东西撒了出来——数只小手，像老鼠的前爪一样，粉紫而柔软——很多只——它们掉到了地上，”这时一个黑衣女孩开始将它们拾起、放进一个碟子里。“所有梦都是白日现实的变序重组，”纳博科夫在其晚期小说《透明》（Transparent Things）中如是说道。我数了数，《洛丽塔》中“梦幻的”一词出现了10次。
但巴拉布塔洛其书的核心仍是1964年起的一系列3英寸×5英寸的记梦卡片——该书的出色设计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完成，封面上有个宾馆枕头。纳博科夫终身使用安眠药，且随年龄增长对其愈发依赖，同时，他的前列腺状况不佳，迫使他经常起夜（他有时会在“WC”一栏下记下起夜次数），尽管如此，他仍能将身为国际知名作家所遇到的问题化为优美的梦境。
1964年，他正在校对《微暗的火》（Pale Fire）法语版：“住在这儿（配备针叶林大花园的双塔酒店）的第二晚，在不祥的半梦半醒间，看见百叶窗间散乱的昏暗光带，一段文字被译成了法语，但我认不出它是小说哪里的。”后一晚带来了另一幅不祥的画面，听起来好似M. R. 詹姆斯（M.R. James）小说里的场景：“一棵极大的黑魆魆的落叶松自相矛盾地摆出一副圣诞树的架势，上面的玩具、金属箔和彩灯全被拆了，它显出抽象的荒凉，是永恒消亡的标志。”
再之后一晚，纳博科夫梦见自己为了批学生试卷在找一支铅笔，同时因自己和某位已婚女士的“丑恶而复杂”的婚外恋困扰不已——那位女士的丈夫是个个子矮小、肢体语言丰富的人，正在大吵大闹。“恼怒之下，我抓住他扔飞出去，他打着转飞进一扇旋转门，在门里仍然转动着没掉到地上。”梦里那位丈夫死了吗？“没有，他站起来踉跄着离开了。我们接着回去批试卷。”12月30日，纳博科夫梦到自己穿着深色长裤和一件浅绿色睡衣。一个蓝衣姑娘骑着自行车向他驶来。啊哈！但纳博科夫只是找起了自己的袜子，与此同时“苏联代表团从路旁走过”。
薇拉与纳博科夫，瑞士蒙特勒，1968年。图源：Philippe Halsman
薇拉·纳博科夫也会向丈夫述说自己的梦境，他将它们记下来，也作为清单的一部分。其中一个梦里，她梦见“巨大的毛毛虫，白色身子，黑色的脸，光裸着，爬满了家具”。早些时候，纳博科夫错误地相信自己发现了无可动摇的证据，可以证明邓恩的“逆行记忆”理论是正确的。他梦见一座博物馆，三天后，他观看了一部关于某座博物馆的电影，看起来很眼熟。他总结道，自己一定在看过电影前就有了关于它的记忆，这记忆激发了他的梦境。巴拉布塔洛准确地指出，在梦里，纳博科夫只是朦胧地忆起了自己多年前的短篇小说《博物馆之行》（The Visit to the Museum）。
这是一本回环往复、时间结构十分复杂的书，其中满是无眠时边缘斑斓的难解内容，这种复杂性常见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作品中。说到底，所有关于夜间先知的理论都是红鲱鱼（译者注：指误导读者思路的诱饵）。纳博科夫的故事集、小说和自传体散文才是真正的逆行梦境，其中，未来交织而过，而过去则如约翰·邓恩的透明鱼饵一样闪耀。
1969年，杰拉德·德·罗斯（Gerard de Rose）为《时代》所绘的纳博科夫像。图源：Borg Antiqua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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